網友老王先生留言:


您16日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漢字為中華文化根本]的演講﹐看題目就很讓人激動﹐心有戚戚焉﹐能否賜講稿或摘要一讀﹖如可﹐請回郵或擲入上述信箱。謝謝﹗


答曰: 請恕我不能在這裡做私人信息服務,文章就公然貼出來好了。


                       中國書‧寫


    ─作為文化本質的漢字      


 


我的主要概念是,在中國的早期──尤其是門戶還沒有開向西方以前──書,是「反創作」的。「書」這個字從來就沒有創作的、創造的、創新的意義;而且恰恰相反,它就是一個移植過程。把意義移置於特定的甲、骨、石、竹、紙面上以俾流傳。


從字的起源來看。在甲骨文時代,還沒有這個字。到了商代的金文(鐘鼎文)裡,這個「書」就是後來秦代小篆所寫的樣子,「從聿、者聲」。聿──再簡單不過,一隻手擎著一支筆,正在寫字。有趣的是,為什麼給它一個「者」字的聲符?


「者」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字。最早期的甲古文裡也沒有,仍然是到金文時代才出現的。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有了這個「者」字,恰恰好讓原先純粹指稱「執筆書寫」這件事有了另一層含意。也就是說,當「者」這個字出現的時候,人們也發現:把「者」當作「聿」字的聲符還能夠表達出「書寫」的另一個層次的意思。


讓我們先瞭解這個聲符吧。


者,有的古文字學家認為它原先指的是黍米;有的古文字學家認為它原先指的是甘蔗。無論是黍米或甘蔗,在中國文字裡,它的讀音都很接近,人們認為用這個字特別可以顯示「在眾多相同或相似之物上取其區別」的意義。這也就是說:「者」就是「這」、「此」、「非它」、「非彼」……之義。


一個人,手裡拿著一支筆,這個動作是書寫,但是光指出書寫還不足以概括書寫的旨趣,還要強調這件事必須有特定的對象才行。於是,我們會問:寫甚麼呢?在中國老古人而言,「寫甚麼」決定了「書寫」的意義。寫下來的東西不可以是任意想像、捉摸、捏造、虛構的東西,必須是已經存在的東西。必須是「者」──已然經由分別檢選的手續,挑取出來、可以為用的東西。


書,在第一意義上,就是將客觀世界已然存在甚至被指認出來值得書寫的事物「翻譯出來」。


從「翻譯這個世界」開始,「書」字逐漸衍生出來好幾個意義,都流通於數千年前以迄於今日的廣大中國社會。有一部記載中國最古老的歷史與政治文件的經典,被簡略地稱為《書》或《書經》,但是無損於它做為中國最早的歷史材料的重要地位。稱之為《書》而毋須指出其內容特點,原因很簡單,在那個時代,沒有也不需要其它的書。


中國最早的一個成形的王朝是「夏」(B.C.2070B.C.1600),現存經考訂為真實可信的《書經》文本之中,還有遠早於夏朝的文獻,這一點說明了中國古代書籍的另一個特點,由於沒有太多人擁有識字、用字的能力,所以即使是一部官版的書(像《書經》那樣),也毋須發行、流通、讓較大多數的人獲得以及擁有。它藏在國家典籍庫裡,供極少數的高階知識官僚使用──這些人甚至極可能是參與造字的人。


「使用」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詞。這些禁錮知識也禁錮著表述知識的工具的人,如果不去向大量的對象傳遞這些知識和文字,他們還有甚麼使用文字、使用書的必要呢?在中國第一個平民教師孔夫子的時代之前,有將近兩千年的時間,這些囚禁知識的人為「書」設下了明確的定義,那是至高的統治者處理政務的記錄和心得,也是整個國家唯一值得書寫的內容。


然而讓知識囚禁在只在少數人之間流通的情況使得統治者終將面臨失語的尷尬,情況猶如賈西亞馬逵茲(Gabriel Garcia Marquez)筆下《百年的孤寂》之中因失眠而失憶的馬康多村居民,第一批得了這種怪病的患者之中的小布恩迪亞(José Arcadio Buendía)發明了一種可以挽救失憶症的方法,那就是在將寫下了日常物品名稱的小紙條貼在那物品上,「桌子、椅子、時鐘、門、牆、床、平底鍋……母牛、山羊、豬、母雞、葛根、洋芋、香蕉」「他們就這樣在日漸忘記的現實中生活,暫且靠文字來識別事物,但無可挽救的是,他們也逐漸忘記文字的效用而把一切全都忘了。」


孔夫子所開啟的平民教育藉由文字有限度的流通而稍微挽救了這種禁錮,然而並不徹底。孔夫子自己也形容他是一個「述而不作」──也就是祇傳遞知識而不從事著作──的人。在這樣的人看來,「著作」是僭越其社會階級與禮法身份的事。中國原初的平民教育也就因此而定性,作為「書寫」意義的「書」,就是在重述、解說、補充古代智者的斷簡殘編。


但是文字教育的普及也使得中國人在處理公共事務方面有了因應繁瑣需求的能力。一般咸信,燒掉絕大多數古代典籍,祇留下醫藥、卜筮、種樹等應用知識之書的秦始皇(B.C.259B.C210)在統一六國及各國文字之後,也對「書」有著間接的貢獻。文字的統一使得官方文書有了便利而有效率的書寫方式,專門處理官方文書(也就是懂得如何書寫)的應用知識階級擴大了,中國字的寫法非但漸漸整合;也因為書寫人口遽增,書寫需求擴大,在短暫的秦王朝覆滅之後,它所建構的龐大文書處理集團成為新的王朝──漢(B.C.202A.D220)──在文化上最有力的資產。不過,他們無意於創造,他們仍頑強鞏固著孔夫子以降的儒家所強調的那個「述而不作」的傳統。「書」的目的仍然就像它最初所展示的那樣:翻譯這個世界。


中國字的定形也為文字學者帶來有利於分析文字構造和意義的條件。畢竟,中國字有一個複雜的面向,那就是許多字都是從幾個更簡單的字符拼合而成的,有幾種構造的方法,這些方法也被稱為「書」。漢代的學者許慎(A.D.58A.D147)在公元一百年左右寫成了中國第一部字典《說文》。在這本書裡,許慎分析出中國字的六個造字原則,稱為「六書」──六種造字的原則。顯然,「書」這個字再一次地被賦予一種純粹工具性的意涵。


「書」之作為一種轉錄工具,它的意識形態是反創造的,這和中國古代的主流文化思維有關──文化的沈澱不容許現實裡的知識從業人員加以扭曲或變造。基於中國字本身是一個濃縮的過程,每個字都在壓縮著生活裡的文化軌跡,也就無所謂引伸與重塑,更進一步地說:字的學習是將許多單純的符號個別的形體、聲調和意義作隨機的壓縮,是形象與意象的自動結合,而且不耽溺於單一的敘述法則。沒有單一的敘述法則,學習書寫的人對每一個字的準確作用都要保持開放性的猜測。


不過,請容讓我在單調、枯燥的文字學裡抽身而出,從一個原本不被視為具備創造意義的字裡提醒我的讀者:另外還有一個「書」字的解釋,與藝術有關,也與文化的發明有關。


對於絕大部分的西方人來說,中國現行的文字從上個世紀三○年代以後,逐漸透過國家教育機構制訂、推行而形成主流的簡化字。比方說像我今天所說的這個「書」字,在今日通行的中國官方文字裡,「書」是寫成「」的形狀。這個字原本是草書,現存的書法資料顯示:這個字最早出現於西晉時代的書法家索靖A.D.239—A.D.303年)筆下。索靖或許不是第一個這樣寫「書」字的人,但是身為重要的書法家,他的這個寫法顯然也影響到日後許許多多的書法家,像是中國人極其熟悉的「書聖」王羲之(A.D.303A.D361)、書法理論大師孫過庭(A.D.648A.D720)以及「草聖」懷素(A.D.725A.D785)等等。


我們可以輕易地從字形上發覺,「」字是在寫出原本「書」字的第一筆之後迅速將其餘橫向的筆劃省略成一個較大的彎勾,並且將原先貫穿此字上半部的直劃拉長,最後以一個旁加的點來象徵縮節的部分,這個字之所以這樣寫,不祇是為了方便、省時,也同時證明了中國字在專業書法家那裡取得了全新的存在意義──美學。


書法上追求速度與流暢感的美學動機使得一個字有了兩種全然不同的造型和內容,這是文化上的加法或減法呢?


我們有理由相信:從某一方面來看,「」字成為通用漢字必定是漢代以前那些從事政治、文書以及教育工作者始料所未及的,兩千年多年以前、甚至一百年以前,許多堅持儒家正統禮法觀念的文字工作者甚或會認為將這樣一個看來草率、粗疏且形、音、義皆不完整的字納入正規學習或應用簡直是對古代聖賢或教訓大不敬之事。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字卻豐富了我們對於中國文字造型的視野。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無論把「」這個字當成書籍、當成某一部經典、當成官方文件、當成造字的原則、當成書法……這個筆畫簡省的字都無法使我們重新認識「書」這個原初的字所能提供的文化內容。我們無法經由「」來看到那隻擎著一支筆的手,無法得知這個字的讀音是源於「者」;也就是「已然經由分別檢選(玉米或甘蔗)的手續,挑取出來、可以為用的東西」。


」已經在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家的教育體系之中成為認識「書」的各種意義的唯一媒介;「」這個原先出自書法之一體(草書)的文字卻似乎不勝負荷,因為在簡略的筆畫裡,中國字所飽含的文化知識消失了。我們雖然十分明白:這種「簡體字」最初的設計和理想是在簡化學習和書寫的繁瑣程度,對於還在使用傳統書寫工具的普羅大眾而言,相對而言是比較有效能的。不過,它也帶來了革命性的減縮,「簡體字」使原本隱藏在絕大部分文字內部的故事──尤其是文化人類學上彌足珍貴的生活軌跡──遁形失蹤。


我來自一個祇有兩千三百萬人居住的小島,我應該說:相當幸運地,在過去六十年間,台灣這個小島上的正統教育架構之中,一直在使用這種寫起來筆畫繁多、認起來意義複雜、思索起來彷彿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字。它被稱為「繁體字」──以有別於中國大陸官方過去多年來通行使用的「簡體字」──當我們寫下每一個像「書」一樣的繁體字的時候,我們都知道:那不只是一個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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