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的黃羊川
從6月30日到7月6日，一週之中，台北電影節放映了兩場由劉嵩執導的紀錄片《黃羊川》，關心及熟悉影展運作模式的觀眾大約都知道：一時之間，也祇有這兩場公開放映能讓一般市民接觸到這部精彩的片子。我們在7月中以以後也能從媒體上得悉：《黃羊川》獲得了此次影展「非劇情片類」的「最佳紀錄片」大獎，和其它許多得獎與未得獎的非劇情片命運差不多，如果沒有眼光特別銳利和熱情特別洋溢的片商支持，這部片子再也不可能有任何公開放映的機會。
投資拍攝《黃羊川》的是明日工作室。眾所周知，這個工作室在已故的高科技企業家溫世仁的家族絲毫不求回報的支持下繼續經營著，除了拍這樣一部片子，還舉辦武俠小說大賽。在溫氏家族而言，這些文化產業界的活動是一份珍貴而無可取代的情感，追思、懷念已經往生的家人原本沒有關心公共事務的義務，難得的是溫世仁先生的家人能夠完全信賴一個有經驗的拍攝團隊前後花了三年的時間勘景、作文獻考察、實際拍攝以及於諸般後製作業，而且沒有一點「主題指示」的干涉。
純以作品而言，《黃羊川》中大膽放棄解說旁白、甚至將生活對話都以類似配樂的形式剪入，貫串全局的音樂則出自黃羊川當地一位盲樂師的三弦。這在紀錄片史上雖非創舉，可是，一部沒有一句旁白的紀錄片能讓許多人不但看懂了黃羊川的生活、困境與希望的故事，還感動得熱淚盈眶，則殊非易事。話說回來：這樣一部影片所應當獲得的關注自然不只是兩場放映以及一個最佳紀錄片獎，但是我們也祇有期待：這個社會是不是有足夠成熟的文化自覺來善待它的影像工作者以及對影像有興趣、有要求的聆賞大眾。（截稿後最新：明日工作室已洽由絕色影城公開放映《黃羊川，詳細時間時間將另行公告》）
與劉嵩同時前往黃羊川作田野踏查的報導攝影家周慶輝則有了全然不同的角度。比起劉嵩，他的作品有幸運之處，從7月18日起，一項以《野想──黃羊川計畫》為題的攝影展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開展，為期一個半月。周慶輝生平三次個展，都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這是相當罕見的事；1995年，周慶輝以其入住樂生療養院兩年半所攝得的兩萬張底片，首開個展《停格的歲月──痲瘋村記事》。2002年，《消失的群像——勞動者記事》展出205張作品，篩汰比率將近80比1。這一次周慶輝帶給我們的驚奇更大，他從報導攝影的視窗裡透瞰出現代藝術的曲折面目，帶給我們種種天真和冷雋交織、質樸與嘲謔互滲的震撼。這個拍攝計畫能夠付諸實現，不只因為周慶輝拋家別妻大半年的犧牲，當然也和明日工作室的支援有關。
黃羊川在地仍矗立著溫世仁生前許願興建的會館，截至目前為止，這個會館還未曾發揮當年溫世仁所設想的種種現實功能（比方說召開大型國際會議、或是舉辦國際工商資訊產業展覽等等），然而，明日工作室所成就的一部紀錄片和一個主題攝影展卻在今年夏天讓我們再度想起溫世仁與他尚未竟功、賷志以歿的「千鄉萬才」計畫。
接著我們只要問：我們的社會還能出現另一個溫世仁嗎？《黃羊川》和「野想──黃羊川計畫」之所以動人，乃是因為創作者都還對此懷抱著簡單的希望與信任。
（轉貼自蘋果日報【果然有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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